舆论，又一次与司法较上劲了。抓16只鸟的大学生被判刑10.5年，同期的副省长受贿1600万元被判刑12年，落差非常悬殊，对比非常强烈，网民心里的“阴影面积”可想而知。经“公知”推波助澜，“鸟事”持续发酵，至今未有定论，值得关注。
网民普遍认为法官“机械判决、量刑太重”。两个成年人为牟取暴利，多次捕猎国家濒危保护动物，情节特别严重，却被记者轻描淡写，说成“家门口掏鸟窝”，误导了舆论。当案件公开，真相大白于天下——法律条文清清楚楚，量刑依据确凿充分。要说量刑“灵活性”，该判决已经体现了人性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区别，捕猎数量多少的区别，误捕与恶意的区别，保护级别不同鸟类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等等，非常合情合理。为什么一定要顾及违法者身份（大学生）才算公平合理呢？如果每一个群体都从自己的立场、利益、价值观出发，去衡量评判法律的公正性，那么法律就永远也不会公正。其实，网民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质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放心法官心里的天平，另一方面又挑战法律的权威，要求法官“从实际出发”减刑，这不是鼓励法官徇私枉法吗？在违法者没有法定减刑情节的情况下，网民疯狂制造舆论逼迫法院网开一面，该让法官如何“巧立名目”呢？是鉴定为“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还是“提供他人贩毒线索”等立功表现？从以往的案例看，舆论确实曾让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找”出法定减刑情节，很快平息事态，但这种等于造假的作风是大家所期待的吗？当造假成习惯，今天可以为“鸟事”减刑而造假，明天说不定为给你罪加一等而造假。这样的冤假错案还少吗？
也有愤青式网民把“十年青春”与“16只鸟的命运”作表面化的价值比较，提出“人难道不如鸟”的伪命题。“耽误十年青春”是单个犯罪分子的代价，而“16只鸟的命运”如果放任不管，关系到隼鹰整个生物种群的绝灭，相关生态的破坏。我们国家为了保护濒危动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制定法律、划定保护区、退耕还林、聘请专家研究、组织志愿者，等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些付出岂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十年青春”可以弥补的？法律如果网开一面，必然加剧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当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我们还谈什么“以人为本”？
不要小看生态破坏的危害性。飞鸟千千万，但在生物链中各负其责。隼鹰这种国家濒危保护动物的消亡究竟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损失，专家还没有公开资料。说蜜蜂吧，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最多能活4年”。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说，“即使不止4年，或者4千年，或者人类不一定灭亡，但肯定是个灾难。”因为没有蜜蜂传授花粉，很多植物将不断退化，粮食减产，食草动物遭殃，人类生存明显受到威胁。而隼鹰的价值首先表现在食物链的平衡方面，如果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隼鹰消亡了，没有天敌的“第二链”生物必然泛滥成灾，那么“第三链”生物还有好日子过吗？“第三链”消亡了，“第四链”必然泛滥成灾，如此循环破坏，受影响的绝不是单一的食物链，而是整个生态。长此以往，人类绝没有好果子吃。而且当灾难成系统反应，我们未必能像当年的灭蝗灾那样“人定胜天”。可以说，我们现在不保护濒危动物，人类必将成为“濒危动物”。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实摆在那里。内蒙古近年鼠患严重，导致植被遭破坏，牛羊缺牧草，土地沙漠化加剧，引发沙尘暴，当地人说鼠患与当地猛禽被大量盗猎脱不了干系。各国海关为什么对旅客携带的动植物严防死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护本国的生态平衡。据报道，中国田蟹“传”到欧洲，繁殖很快，已对欧洲的农田及其生物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政府焦头烂额，每年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而外国的植物“一枝黄花”传到中国，曾经同样让基层干部群众忙于“斩草除根”。所以说，相关法律之严，必有其严的道理。
诚然，任何制度都有局限性，法律作为社会契约更应当不断完善，改进不合理部分，实现与时俱进。但我国动物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很多人对保护动物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各地对保护动物方面的执法不是严了，而是松了，盗猎活动非常猖獗，相关法律远没有达到必须修改、放宽处罚的地步。现在网民普遍瞧不起这“16只鸟”，恰恰说明这一堂“沉重的普法课”正当其时，或许能从此扭转动物保护事业的被动局面。
至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煽风点火，矛头直指国家法律制度、国家体制，哗众取宠，企图以“民意”绑架司法，这显然不是鸟站歪了，而是鸟枪拿偏了。迷信引发狂热，无知产生狂妄。历史告诉我们，大多数人追捧的，未必就是真理；大多数人质疑的，未必就不是真理；真理与人数多少无关，真理只与文明的进步挂钩，而不讲法则的“民意”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陷阱。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法治也并不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头脑之中。”我们只有弘扬法治精神，尊重法律、相信法律，才能形成法治风尚，再也不会为类似“鸟事”甚嚣尘上、声讨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