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去宁夏采访，专程去了西夏王陵。元昊墓前，墓道上方，有一个巨大的深坑。这个深坑，从何而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有人挖出来的吗？又是什么人呢？
听说，元昊陵墓东边，有一个7号王陵，即著名的寿陵。他的主人是西夏国第五代皇帝仁宗皇帝仁孝的墓。上世纪七十年代，该墓发掘清理之时，曾发现大量墓碑残片，计有1700多块。经专家复原其中部分碑块，断定此地曾有一块巨大石碑。该碑高3米左右，宽1.5米多，厚约0.4米。这块石碑，又是什么人，将其彻底砸碎了呢？
听专家介绍，西夏王陵，曾有大片建筑，包括黄土冢墓，都有青砖绿瓦和琉金飞檐层层覆盖。但是，这些辉煌，被一把大火烧了。又是谁，放了这把火？
这些人，就是蒙古军队。
1227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第六次踏破贺兰山阙，这也是铁木真的第四次亲征。蒙古大军直捣西夏王朝的国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此时的西夏，发生强烈地震，且有瘟疫流行。西夏之国根本不足以抵挡凶悍无比的蒙古铁骑。西夏国末代皇帝李睍只好率众投降。但是，蒙古铁骑未善罢甘休，纵兵四处抢掠、大肆烧杀，据称是“白骨蔽野”。不仅如此，蒙古军队还将西夏王陵焚毁，要挖断其龙脉。经此劫难，党项人也遭灭项之灾，从此消失了。
蒙古军队为什么如此痛恨西夏，要将党项人斩草除根呢？宋辽金史，都有点交待。比如“恶其狡诈多变”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西夏国曾企图趁成吉思汗西征之际，联金反对蒙元帝国。其实，在西夏立国189年的历史中，这个政权，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断地利用辽宋、辽金、金宋的政治矛盾，周旋其中，或战或和，反复无常，从中捞到不少好处。比如，金灭北宋，西夏曾趁火打劫，纵兵千里，扩张地盘。既便是蒙元崛起，他还利用各种矛盾，以求自己的平安。显然，这是生存之道，国家根本利益，也是正常的事情。然而，倘若据此证明蒙古人血洗西夏，似乎也不够充分。
显然，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另有原因。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可信的。这就是同成吉思汗的死因有关。
成吉思汗痛恨党项人，是属实的。史书有交待。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四次亲征西夏的动因。第四次亲征，更是意义非凡。当时，蒙古南下中原大地的最大敌人是金国。他却将征讨金国攻打大都的重任，交给了他的第三子阔窝台。这一点，元史《太祖本纪》有交待。比如，有这样的记载：“是岁（二十一年），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今北京）”，“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但是，这一次征西夏，并不顺利。成吉思汗病了。元史的正式说法是：“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而“夏主李晛降”则为六月。也就是说，西夏末帝投降在前，而成吉思汗崩于后。对这一段记载，史界有明确的不同看法。这就是西夏末帝投降之时，成吉思汗其实已经死了。对此，我相信。但是，对成吉思汗所谓的遗嘱“秘不发丧，待夏主降，即行屠城”的说法，很是怀疑。因为，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在病死之前，已“尝许不杀掠”。这不是矛盾吗？
有一种解释，似乎说得通。这个“遗嘱”，可能是后任的元朝统治者添加的。据了解，成吉思汗的政治交待，证实的，应该有两条：一个是继任者，即确定三子阔窝台继位；二是交待尚未完成的征金大略。添加“屠城”内容的原因，估计同成吉思汗死因有关。因为，他们认为，成吉思汗之死肯定是西夏人造成的。于是，他们自然要报复，以解心头之恨。
那么，成吉思汗究竟是怎么死的？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与西夏有关。目前，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坠马说”。这一点，蒙古人撰编的《元朝秘史》有记载。据说是1226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称“唐兀”），久攻不下，便回六盘山行营休整，以重新整点军马，来年再发。这一年冬天，成吉思汗在围猎之时，为野马所惊，坠马跌伤，流血不少。据说，当夜就发了高烧。臣属建议他回兵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西夏。但是，成吉思汗一生要强，生恐别人笑话。说来也巧，此时的西夏，虽说大兵压境，仍拒不投降，这让成吉思汗大为恼怒。他下令宁死不退兵，要拿下西夏都城。说来也是，成吉思汗兵发所至，何曾有受阻的状况发生？唯独这个西夏，却如此死硬，这让成吉思汗有失颜面。于是，成吉思汗决计置西夏以死地。结果，他的伤病，不仅没有治好，反而因心悸烦乱日益加重。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今阳历8月25）成吉思汗因病重驾崩，“寿六十六”。这一说法，比较可信。气急攻心，他才会有此下场。
第二种说法是“雷击说”。这种说法比较离奇。其出处是罗马教廷的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他曾在后来的游记中说，成吉思汗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的。加宾尼说，他发现，蒙古夏天，雷电伤人事故频发。因此，蒙古人很怕雷电。这一点，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有佐证：“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加宾尼是葡萄牙人，他出使中国的确实时间是1245年至1247年，据说是由教皇诺森四世派遣而来。他回去述职时，还写下了《被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的报告。因此，时间有点错位。加宾尼来中国之时，成吉思汗已死了死近二十年。他的说法，应该是属于传说。
第三种说法是“中毒说”。这一说法，是另一个外国人所说的。他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商人，1275年到达中国。这时，已是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他在游记中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从此一病不起。同中毒说相似的另一种说法，则称成吉思汗是中了被俘西夏王妃的毒酒。这些说法，源于民间传说，官方并无意见。
第四种说法是“被刺说”。这种说法与被俘西夏王妃下毒相似。在蒙古民间传说中，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之时，曾俘西夏王妃。但在陪寑首夜，这位西夏王妃便伺机刺伤了放松警惕的成吉思汗。这一说法，源于《蒙古源流》一书。此书后曾被译成满汉文本，并收入《四库全书》。同这一说法接近，还有更离奇的“生殖器被咬说”。但正史、野史都无记载，口耳相传也。或许，蒙元统治者认为是丑事，不可外扬，故特意隐去了。但是，与西夏王妃有关的说法，不足信。当年蒙古人虽然有抢女人的习惯，但此时西夏都城兴庆府尚未攻破，何来王妃被俘一说？
总之，不管是何种死因，西夏似乎总是脱不了干系。蒙古人痛恨西夏的党项人，也就顺理成章了。1227年年六七月间，在西夏城都城兴庆府，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这种罪行，若在今天，一定会被人以“反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予以严厉的法律追究。在党项人被赶尽杀绝的同时，兴庆府被毁，西夏王陵被砸，西夏文书典籍被烧，其文化核心西夏文字，自然也“毛将焉附”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蒙元帝国对西夏文化遗存，始终采取了异乎寻常的高压政策，那块著名的凉州护国寺碑，据说就是被蒙元统治者砌封的。自此，一个有着189年文明的西夏王朝，从此销声匿迹。党项人，亦不知所终。
目前，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没有党项一族。党项人，如此消失，也是少见的。我在宁夏期间，曾多次询问，当地还有无党项人、以及后裔，所有的回答都是明确的：“没有”。但是，追踪党项人下落者，还是大有人在。西夏国亡，幸存的党项人跑到何处去了呢？
据我所知，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投元为官”。西夏国破，但党项人也是“色目人”，他们在政治上的待遇，也属于二等国民。因此，只要他们隐瞒其出身，一样可以谋取生路。蒙元帝国忌的是党项人，但不是“色目人”。因此，在元朝，出身党项的上层贵族，仍有人在元朝做官。特别是元朝中后期，更为明显。其中，最出名的人物，叫余阙。他曾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据说，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这个“夏人”的概念，当然包括党项人。此外，还有不少先期受降、或者在西夏“对元称臣”期间随蒙古大军西征的党项人。这些人，都在元朝或为官或为民。只是政治环境所迫，不得不改属他姓罢了。据说，在今甘肃武威附近，仍有当年留居本土的“党项兵士”、即被称为“唐兀军”的后代。二是“投金”之说。西夏灭亡，部分西夏党项人逃到仍存在的金国，被金朝安置在河南唐（今泌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曾有记载。三是“迁徙”之说。幸存的党项人四处迁徙。据专家考证，西夏党项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路线、不同时间迁徙到了今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隐姓理名，定居繁衍。其中最为出名的一支迁徙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定居，还曾建立一个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又称“西夏王”。这些党项人，后来据说与藏人合流，已难分彼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项人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已融入了汉族，并彻底汉化，也有不少人融入蒙、藏、回等民族之中。当然，也有更为大胆的说法，称党项的一支，后来经西藏逃到了尼泊尔。
行文至此，我非常莫名地想到了徐志摩先生的诗《再别康桥》。有没有关系，已不重要。其中的两句，放在此处，有点意思。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