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22日起的三天三夜里，在中国新疆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等几个重要边境口岸，相继有61000人赶着22万头牲畜从这里集体非法越境叛逃到对面的苏联。苏联方面对这些叛逃者大开方便之门，而负责接待和挑起这场大叛逃的，居然是两名开国少将祖农·太也夫（俄罗斯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
面对大批边民叛逃邻国的紧急事态，我国的态度则是“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想走的，我们欢送，因此在整个有数万人的叛逃事件中，没有发生流血冲突。
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人叛逃，直接导致几个边境县几乎空无一人，社会架构处于解体瘫痪状态。
复杂的历史遗留，导致新疆地区形成了混杂的民族关系，这是叛逃的主力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惜叛逃自己的祖国，跑到对面的苏联呢？这里面有着深切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历史上，沙俄一直觊觎中国领土新疆，有机会就想吃一口。借阿古柏之机，沙俄于1871年侵占了伊犁地区。为了赶走沙俄，收复中国领土，左宗棠抬棺入疆西征，先是打败阿古柏叛乱势力，随即借平叛胜利之威迫使沙俄于1881年2月签订《伊犁条约》，把伊犁归还中国。
新疆虽然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在沙俄十年占领期间，加紧了对当地的人口、传统和文化等等方面的渗透，有大量的沙俄人来到新疆地区，从事各种活动，在新疆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尤为恶劣的是，沙俄在交还伊犁之时，沙俄裹挟了伊犁地区大约7万余新疆各族居民迁到了俄国境内，后来几年又迁走了3万余人，而当时整个伊犁地区的总人口，也就13万余人，被沙俄以各种手段搞走的就达10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与沙俄境内邻近中国部分的民众，双方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其后的十月革命，沙俄强征中俄边境地区的哈萨克人参战，致使大批哈萨克人不得不逃往中国的新疆避祸。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人口锐减，为了补充人口，苏联就把目光对准了大量存在于其他国家的苏侨，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新疆，因为这里有以前各种原因迁居过来的苏侨，要是能够把这些人再捞回苏联，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苏联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有效，那就是给这些苏侨办理苏联国籍。开国少将祖农·太也夫（维吾尔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苏侨的。
仅这一部分，从1954年到1959年就有大约13万人去了苏联，当了苏联人。
历史原因，被苏联教科书误导的家国认知
造成人员大量外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科书的问题。在新疆解放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中小学生读书采用的都是苏联版本的教材；新疆解放以后，由于中苏处于蜜月期，新疆地区的教育依然继续采用苏联的教材。但这次苏联提供的教材是完完全全的苏联版，简单地说，通篇都是培养对苏联认知归属的内容，举几个例子吧，比如，“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里面还含有分裂中国新疆的词语。
在教科书以外，苏联加紧了在新疆地区对苏联文化的扩张，各种宣传苏联、讲述苏联美好生活的书籍册子，让人眼花缭乱。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入侵。
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的学生，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祖国中国有归属感呢？许多人的心目中，苏联才是自己的祖国，而真正的祖国中国，却成了第二故乡。
所以说，教科书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也是当年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办法内容，却遭到中国和韩国强烈反对的原因了。
直到1958年，发现事情不对之后，才匆匆忙忙地更换了教材，但祸乱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有边五界，有界五防的国境线，也是造成大量叛逃的重要因素
中苏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仅在新疆的伊犁地区，就有1500千米之多。这些边境地区实际上当时许多地方根本没有划清，两国的牧民是可以自由流动放牧的，都是按照习惯性路线放牧的。
再者，两国的边境线上，许多地方是没有军队把守的。而有苏军把守的地方，却还没有相应的中国军队来驻守。暴乱发生前，整个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能够管辖的地段也就300千米，只占全部边境线的五分之一。
在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影响不大。但随着赫鲁晓夫上台，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设立了许多检查站，增加了兵力和装备，甚至还越境进入了中国境内，对伊犁地区进行骚扰。
苏联方面在边境线上强大的军事存在，也是造成这些叛逃者能够顺利出逃的重要原因。
出逃总动员，两名开国少将成为煽动者
作为开国少将的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二人在取得了苏侨证以后，从1962年4月份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不断深入到基层牧民家里，蛊惑与煽动群众去办理苏侨证，借机逃往苏联。
除了他们二人，还有许多当时就职于伊犁党军政部门的苏藉干部，都是促使边民外逃的核心组织者。
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克格勃人员，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在中国伊犁地区大肆进行煽动活动，这也导致许多聚集围攻的行为。
一时间，离开中国，到苏联去，竟成了当时最热的词汇。
1962年4月22日，这股叛逃潜流开始爆发。当天凌晨，数十名拖家带口的边民，带着所有的家当来到了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前往苏联。
因为，当天并没有开往苏联的运营车辆，这些边民便开始激动地嚷嚷了起来，并与边防战士发生口角。不久，更有数千名手持苏侨证的边民也来到了口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让边防军放行，让他们去苏联！
因为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边民与边防军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大批汽车从边境线苏联一侧开了过来，他们是来接这些边民去苏联的。
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边防军接到了“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指示，愿意走的就让他们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不拦。
这样的情况几乎同时发生在中苏边境的几个口岸，滚滚的人潮、数不清的牲畜、各种行李物件，挤满了通往苏联方向的道路上。
而为了方便这些人离开中国，苏联方面白天用广播指路，晚上则用强光探照灯引路，苏联方面还派汽车甚至飞机来运送这些逃往苏联的人员，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
边民叛逃事件发生以后，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二人也提出了去苏联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由于两人高级军官的身份，对于他们二人的申请，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想走，欢送！不相信那边会是天堂，二三十年后，谁对谁错，历史是会给出答案的！
同他们一起出走苏联的，还有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
边民叛逃大规模事件一直持续到当年5月31日苏联关闭伊犁、塔城部分地区边界为止。
整个叛逃事件中，共有约61000人前往苏联，有的县，甚至只剩下了寥寥近百人，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也差不多了；同时，他们还带走了约22万头各类牲畜，导致大量的土地荒芜搁置，给新疆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叛逃事件发生后，中国的补救措施
人员大批量减少，但土地绝对不能荒着，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是最困难的时期，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担，就落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身上。
兵团进驻这些地区以后，实行了“三代”（代耕、代牧、代管）政策，保证了粮食生产的正常进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业经济的损失。
同时，兵团也成为守望祖国边疆的主要力量，为防止破坏、稳定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些叛逃到苏联的人，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后悔了吗？
先说说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塔塔尔人，1923年3月13日生于新疆尼勒克县，出走前是新疆军区的副参谋长。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
他到了苏联以后，理所当然地做起了接待那些后续逃往苏联的边民的工作。局势稳定下来以后，可能是感觉到在苏联自己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久即移民到了土耳其。按照他的年纪，现在如果活着，都快成百岁老人了。
祖农·太也夫少将，有说是维吾尔族，也有说是俄罗斯族，1919年出生，出走前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一样的职务。
这两个人之所以是这次事件的急先锋，也和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被克格勃引诱有关。
祖农·太也夫到了苏联以后，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前途，甚至还参与了分离组织的活动，于1988年死于定居地阿拉木图。
祖农·太也夫
两名高级军官如此，其他那些人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天堂。
许多人被强制去放牧，而还有许多人被迫去做比放牧还要苦逼的工作，那就是去苦寒的西伯利亚挖矿伐木。
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祖国的好，于是有些人便想方设法逃回中国，但想如愿很困难。
而他们曾经无限向往的苏联，更是于29年后的1991年宣告解体，当年那些哭着喊着要去苏联的人，成了谁也不待见的群体。其中有三万多人想要申请回到中国，但那是不可能的。
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在这次大规模的叛逃事件中，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像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那样做了可耻的煽动者，比如时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少将，在叛逃事件发生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极力劝阻这些人不要轻信别人的煽动，放弃出走行为，不要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都有了巨大的飞跃，相信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以后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