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斯伟江辩护词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斯伟江律师公众号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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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念斌案，看生命权与正义，明天就考试了，法理学的作业，拜托了各位！
以下就是我交给你的作业，当然有一小部份是来源于网上，但绝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写的，因为那个案子我也一直关注着，希望能帮到你。。。祝你一切顺利，加油。。。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上诉人念斌无罪，应当说念斌投毒案已经划上句号。但提醒公众的是：丁云虾一双儿女死亡的案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一切顺理成章，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念斌案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理越辩越明，这是再好也不过的事情了。
笔者曾经办理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赵金彪故意杀人一案。该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二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13年8月，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冀刑三终字第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赵金彪无罪。因此，笔者对此类案件有深刻的体会，并非常关注念斌案的争论，草拟拙文，以飨读者。
一、 念斌案为什么会引起激烈争论？
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死刑改判无罪的案件大多是两类：一类为“真凶找到型”；另一类是“死人复活型”。
1、真凶找到型
案例之一：云南杜培武案 1998年4月22日，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1998年7月2日，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于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杜培武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杜不服提出上诉，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盗车团伙。据主犯杨天勇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案例之二：辽宁李化伟案 1986年10月29日下午，辽宁省营口县(现大石桥市)水泥厂职工李化伟怀孕6个月的妻子邢伟被杀。1989年12月4日，营口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化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化伟随即上诉。1990年1月12日，辽宁省高级法院下达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0年7月，真正杀害李化伟妻子的凶手当时家住李化伟家斜对门的17岁江海，在另外一起案件中落网。自己交代了他才是当年杀害邢伟的真凶。2002年6月25日，李化伟入狱14年后被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
案例之三：浙江叔侄张辉、张高平案 2003年5月19日上午10时许，有人发现在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所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叔侄上诉后，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案件公开宣判，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2、死人复活型
案例之一：湖北佘祥林案 佘祥林原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治安巡逻队员，因涉嫌杀死妻子，于1994年和1995年两次被宣判死刑，后因证据不足免予一死。1998年6月15日，因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被京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期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05年3月28日，佘祥林的妻子“复活”从山东回乡。2005年4月13日上午，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立即释放。
案例之二：河南赵作海案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经调查，1997年10月30日夜，赵振晌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2009年患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宣告赵作海无罪。
“真凶找到型”和“死人复活型”因为是铁证如山，绝对不是被告人所为，人们惊叹的是冤案如此之冤，司法腐败如此之腐败，办案人员如此草菅人命，大家是异口同声。但念斌案却非此两类案件，到目前为止，即未找到真凶，也未死人复活，甚至一些人产生了司法机关是否放纵了犯罪的怪诞想法，这正是引起激烈争议的缘由。
首先，念斌被宣判无罪后，新的问题是真凶到底是谁？念斌是不是真正的凶手？案件仍然扑朔迷离。这种不确定是痛苦的，除了被害人家属外，就是大众，这种“不确定”正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公众对法律的理解和了解是有限的，假如此类案件发生在美国，只是一个普通案件而已，不会有任何波澜，法院判处无罪案件比比皆是，在中国无罪判决必定屈指可数。
再次，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一方面痛恨司法腐败，但当我们完全依照文明的、先进的法律规定做出判决后，又说放纵了犯罪。老百姓这样完全可以理解，就连律师也跟着瞎嚷嚷，真是不可理喻！在我看来，这只不是一个最普通依照法律规定做出的判决，仅此而已。
长期以来，我们认可了腐败，却陌生了司法文明；我们宁愿腐败后“真凶找到”、“死人复活”的确定，也不愿意看到依法判决的不确定。所以，当出现一例不确定的依法判决时，我们别发生激烈的争论。
二、 念斌案是否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决其无罪？
念斌是否是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做出判决，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1、何为“疑罪从无”原则？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没有统一定义。
“疑罪”通常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难以确认的情况，即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境地。
我国《刑事诉讼法》条195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被认为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概括。
2、念斌案是否是依照“疑罪从无”做出无罪判决的？
从辩方讲。张燕生、斯伟江律师在辩护词开宗明义地写道“所谓‘念斌投毒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而且二位律师的辩护词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疑罪从无”的字眼，也没有要求法院以疑罪从无的方式判处被告人无罪，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假案”，而不是一个“疑案”。请注意，“疑罪”应当似有似无，而“假案”应当理解成被告人根本没有犯罪，是人为制造的。假如你根本没有杀人，被公诉机关指控你故意杀人，这不能叫做疑罪，而应当认定没有犯罪。
在辩护人看来，念斌根本没有犯罪，侦查机关制造了一个假案，所以不是“疑罪”，当然也谈不上“疑罪从无”了。
从控方讲。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仍然认为“一审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也不认为是“疑罪”；原告的代理人的意见是“请求维持原判，严惩念斌”，也不是“疑罪”。
从法院讲。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二被害人系中毒死亡，但原判认定致死原因为氟乙酸盐鼠药中毒依据不足，认定的投毒方式依据不确实，毒物来源依据不充分，与上诉人的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证，相关证据矛盾和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排除，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得出系上诉人念斌作案的唯一结论”；法律依据为：《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95条第(三)项之规定。第53的内容为：重证据，轻口供；第195条第三款恰恰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但法条表述“证据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90%的证据都不能采信，还是只有10%的证据不能采信，当然我们的也无法用这样的比例来划定。
从判决书上来看，人民法院是依照“疑罪从无原则”判处念斌无罪的，但“疑罪从无原则”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概念，不能执著。
三、 念斌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否实现？
念斌被宣判无罪后，学术界的争论异常激烈。媒体发表了《念斌律师张燕生：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接着出现了许向前律师的《念斌案：正义远未实现》、易胜华律师《真凶逍遥法外，我们何以狂欢—念斌案的冷思考》同时引人关注的还有王志安先生的《关于念斌案的再解释》、陈兴良教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罪》，念斌案，是否已经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1、何为法律的公平正义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法律的公平正义最高境界是无冤，如何做到无冤，就是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完全重合。
假如一个人借给另一个人十万元钱，没有任何借条等依据，傻子才会到法院起诉呢；假如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打了十万元的欠条，实际上没有给钱，傻子才不会到法院起诉呢。第一个人实际上给了钱却没法胜诉，后一个实际上没给钱却能够胜诉，这就是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不统一，于是才产生了证据，产生了诉讼。给钱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持有借条是一个法律事实，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最高体现二者得到重合，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多数案件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可以无限接近，却无法重合。
就拿非常准确的DNA检测来说，准确率也只有99.999%，有0.001%误差，对于0.001%人来说，等于100%的错误，鉴定结论也只是强调是“生物学上存在父子关系”，事实上也发生孩子确实有父子关系，但DNA检测却不存在父子关系的事情，但它保护了99.999%的人，冤枉了0.001%的人，这就是刑事诉讼的本质。
我们看被王志安先生引用的这条微博“念斌被判无罪，这个判决只表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杀人的是念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在我看来，发贴的人，看起来有理，但实际上从逻辑上和法律上显得真的太低级了。首先，念斌案无罪是经过八年七次审判、一次复核的结果，人民法院已经以具有法律效力判决的形式宣判念斌无罪，怎么是“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呢？难道人民法院判决书生效后，你的思想和灵魂中仍然假定念斌杀人犯吗？早已陷入比有罪推定更可怕的思维；其次，在我看来，刑事诉讼只是程序法，迟到的正义也只是说前六次判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就应当判处念斌无罪，但目前却经过八年七次审判，显然是“迟到”了，但最后必定得到了纠正，也“正义”了，这样理解迟到的正义并没有错。
2、正义是否已经实现
应当首先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正义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专指“法律正义，如果把正义的概念无限扩大，那么就无从谈起。
首先，念斌案是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控辩双方激烈辩论，三级人民法院七次审理、一次复核作出的负责任的判决，体现的是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彰显了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从这方面讲，正义已经实现。
反过来讲，判念斌无罪没有体现正义，是否判处念斌死刑才体现正义呢？
其次，没有抓到凶手正义就没有实现吗？
第一，我们看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认定的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二被害人系中毒死亡，但原判认定致死原因为氟乙酸盐鼠药中毒依据不足……”，这说明受害人死于中毒确定无疑，但死于“鼠药中毒”依据不足，有多种可能，也可能是自己误食，也有可能是有人投毒，所以，是否有真凶都是个问题，说没有抓到凶手正义就没有实现正义荒唐至极。
第二，以真凶是否抓到来评价正义是否实现是可笑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破案率能达到100%，也许真凶永远无法抓到，那么是否能说正义永远也无法实现呢？
本案中，被害人家属一直坚信本案确系念斌所为，对于他们来说，念斌是否真正的凶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个凶手并没有凶手要好的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害人家属这种心情许多辩护律师都能体会到的。但法律工作者，相信的证据，崇尚的是法律，任何猜测和推断无异于占卜封，十分危险，都会造成重大的冤案。
本案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既非“死人复活”，也非“真凶找到型”判无罪，而是依据证据不足判处上诉人无罪，是“疑罪从无”刑事诉讼原则的真正体现，是中国刑事审判的极大进步，看起来保护的是念斌，实际上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给了全国法院一个极好的信号。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求斯伟江李庄案的辩护词
李庄再次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审辩护词
斯伟江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 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 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 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
2010年2月9日， 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2011年3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妨害作证罪，侦查终结，移送江北区检察院。
2011年4月2日，江北区检察院将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起诉到江北区人民法院。
根据以上毫无疑问时间节点，辩护人对程序上提出如下意见：
一，江北区公安局无权管辖本案，本案从侦查开始程序上就违法。
【先后顺序】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是因为法院有管辖权，就可以推断公安局有侦查权，因为法院永远在公安局之后，中间还有一个检察院，这等于孙子先出世，再生出爷爷，既违反自然规律，也违反法定程序。任何法院无侦查权，本案也不例外。因此，不能因为法院有管辖权而推定公安机关有管辖权。
【检察院规则】江北区检察院2010年1月17日接到举报时，应按照刑诉法的24条的规定，应当将本案移送到犯罪行为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管辖的规定非常清楚，第18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应该由公安机关侦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刑诉规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举报中心对于所收到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举报线索的不同情况和管辖规定，在七日以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一）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自首人。……”
【公安规则】《公安刑案规定》第十五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根据《刑诉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审判管辖】刑诉法第24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合适的，可以由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4条，对于举报，不属于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通知报案人。本案犯罪地在上海徐汇区，被告人居住地在北京。重庆江北区检察院应当将本案举报线索移送给徐汇区公安局。
综上，以上是一环扣一环，法律规定是严谨的。无论从那个环节，本案都不应有重庆江北区公安局侦查、江北区检察院起诉、江北区法院审判，江北区公安局对本案无任何管辖的法律依据，检察院起诉也无依据，法院审判也没有依据。
第二，所谓合同诈骗重罪吸收妨害作证的轻罪，以此并案侦查也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重罪，何来吸收？】从控方提供的材料看，李庄宣判当日，既发送龚刚模表弟举报李庄李庄涉嫌合同诈骗，次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立案侦查。似乎江北区公安局试图以重罪吸收轻罪的方法来行使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案的管辖。然后，所谓的合同诈骗案，江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起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案都不成立，根本就无案可并，不能以一个不成立的案件来实际行驶一个对此本无管辖权案件的管辖。要借力也得有力可接，不可能凭空来一个借案管辖。如此玩弄法律，法律岂是失足妇女？如此可以，按照逻辑，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虚构在重庆有一个重罪，然后把其他地方的案件吸收过来，再撤销重罪，重庆公安局成了全国的公安部，甚至，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总统都管辖进来。这种荒唐的逻辑，如成立，刑诉法的地域管辖的规定还需要吗？
第三，法院以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行使原审法院管辖权，前提不成立。
贵院宣称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行使对本案的管辖权。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犯罪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合适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发现犯罪时间】依照前面所列时间表，本案“发现所谓漏罪”在二审宣判前，不存在服刑期间发现的事实，贵院援引的法条前提不成立。
魔鬼藏在细节中。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发现犯罪”定义无相关司法解释，然后，不管以哪种解释，都无法证明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举报时间在宣判前】
如发现所谓漏罪时间为本案接受举报时间，则2010年2月9日之前对李庄妨害作证案的判决应予撤销。
如果将“发现漏罪”定义为发现犯罪线索如举报，那么本案发现李庄涉嫌漏罪应当在二审宣判前，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1993年给江西高院的批复（1993）3号规定，当时的二审法院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将两案合并处理，由于所谓漏罪是同种罪，对李庄不实行数罪并罚[1]，（详见最高法院的批复）。江北区公安局、检察院，没有理由不知道李庄案当时为二审期间，因此，江北区检察院把案子藏起来，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是一种涉嫌渎职行为。即使构成犯罪，李庄也只要受一次审判，检察院凭空把李庄变成两次审判，不也是一种涉嫌违法行为吗？
【合同诈骗不是漏罪】
如果把“发现漏罪定义为龚刚模合同诈骗案，那么该罪实际并不成立，无法依据合同诈骗罪的依据来管辖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这等于张冠李戴，能套得上吗？法律依据何在？
【公安局立案没有证据】
如将发现漏罪时间定为本案公安立案侦查时间，也是无稽之谈，公安都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立案？通过查阅本案案件可以发现，本案江北区公安局立案调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时，就是李庄原妨害作证案二审宣判的次日，当时，除举报材料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什么证据都没有的立案，违反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第159条，甚至162条。
立案侦查。首先必须有发现“犯罪事实”，在只有徐丽军的举报，江北区公安局就能断定李庄有犯罪事实？提审李庄关于涉嫌妨害作证都在2010年11月之后，公安2月11日就立案，岂不是神仙？如国际歌所言，世上没有神仙，江北区公安局如果这种做法，只能推定，公安机关不不择手段，违法管辖。如是，如以立案时间定发现漏罪时间，变成公安机关可以随时界定发现犯罪时间。
退一步讲，即使依据本条规定，江北法院有管辖权，也不意味着江北公安局有侦查权。不能倒因为果。法院的是审判管辖权，而公安是立案侦查管辖权。两者不同。如果李庄案，江北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能管，那么，徐丽军涉嫌构成伪证罪，谁来管辖？如果徐丽军归上海管辖，上海管辖了吗？重庆公安局移送犯罪线索了吗？
第四，其他程序严重违法的事实
【服刑地违法】本案中，李庄在2010年2月9日宣判后，次日被送到南川监狱，蜻蜓点水，手续都没办完，就回到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超过1年的有期徒刑应当送到监狱。本案李庄实际服刑地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案卷在2010年8月之前，公安机关没有任何侦查材料。实际上是强行把李庄从应当服刑的监狱放到看守所服刑，剥夺了其在环境相对宽松监狱服刑的权利。这是严重违法的。
【侦查期限超长违法】
本案侦查期限长达一年多，中间没看到任何合法延长法律文书，江北区公安局严重违反刑诉法的期限规定。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对此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监督。法律监督职能何在？
【剥夺侦查期间请律师的权利】
李庄在长达一年多的侦查过程中，没有享受接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卷宗之中，只有涉嫌合同诈骗罪的会见。李庄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法律规定侦查阶段请律师的权利。这个违法，检察院有没有进行监督？
【本案变相不公开审理】本案看似100多号人来旁听，但是，法官对家属要求有派出所证明才能进去，这样的要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官出示法律依据。其他公民申请旁听，也被拒绝，而法庭上，从开庭开始，第一排的座位就只有两个法警坐。这样的审判完全违背了公开审判的规定。
【法庭不接受录像证据违法】辩方提供的李庄和徐丽军的录像，是为了反驳控方提供徐丽军笔录中，涉及所谓李庄教唆其在朱立岩死刑案件中作伪证，录像显示，李庄让其客观，实事求是，在同一份笔录中，徐丽军会诬陷李庄在朱立岩案件作伪证，可想而知，徐丽军指控李庄在孟英案的伪证，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证据是反驳控方证据的，法庭说与本案无关，显然是违法的。
结论：
一个本来就无管辖权的案件，非得强拿到重庆来管辖，所以，才会有拼凑，才有强词夺理，千疮百孔。辩护人不谈有什么目的和动机，我们只是强调，这样的侦查、起诉、审判一点合法性都没有。合议庭做出的任何判决，都将是枉法裁判，为历史所耻笑，同时，也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李庄并没有引诱、教唆的证人改变证言。
实体上，李庄并无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公诉机关起诉证据严重不足。
一：本案的取证程序违法和证人可信度极低
1，取证程序严重违法
【侦查主体违法】由于本案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公安分局都没有管辖权，侦查主体全部违法。所作的侦查笔录和取的证据全部系违法无效证据。
【侦查何时终结】本案的较多证据系2011年3月28日公安侦查终结后再行调查取得，有部分甚至在法院审判阶段取证，这类证据没有法律效力。辩护人诧异的是，公诉机关居然还敢拿到法庭上来出示，如果这可以，什么叫侦查终结？有完没完？公诉人居然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一款，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侦查地点】本案证人的侦查地点多在证人家里，侦查人员住的宾馆，茶楼，辩护人奇怪为什么如此强势的侦查机关如此迁就证人，难道是有求于证人？我国《刑事诉讼法》97条明文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侦查机关如此在茶楼，宾馆取证，做个说明是证人提出的要求，那么试问证人要边洗桑拿边做笔录行吗？
【侦查人员】侦查人员李军身份，一会儿是江北分局，一会儿是重庆市公安局。虽然公诉人说本案情况特殊，市局宏观上指导，这已经远远超出宏观，已经在微观上插手了，这是违法的。
2，证人可信度极低。
【徐丽军不是证人而是伪证主犯】如果本案对李庄指控成立，徐丽军涉嫌在出庭作证时公开进行伪证行为，触犯刑法305条，构成伪证罪，且属于主犯。本罪不对其进行逮捕起诉而追究李庄，明显系恶意执法报复性执法。对徐以不起诉换取的证言，明显是胁迫证言，不真实证言，无效证言。
【主要证人系直系亲属】本案指控被告人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的证人，主要是举报人徐丽军及其家人，（儿子苏文龙和母亲），这种一家人本身利害关系明显，其证言证据效力有限。
【证人吸毒、反复无常】本案主要证人和举报人徐丽军，吸毒多年，四次进过戒毒所，在公安、法院、律师处的证言多处反复，在上海表演多次跳楼秀，在上海徐汇检察院表演跳楼秀，其今天的书面证言根本就不可信。
【证人徐丽军说谎】辩方提供的录像证据显示，徐丽军在本案笔录中，说李庄在朱立岩案中让其做为证，完全是虚假的。虽然，法庭违法不让出示，但仍无法掩盖。
二， 徐丽军投入金汤城的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或类似性质款项，其出庭作证所述并不虚假。
本案焦点事实，起诉书指控李庄引诱证人徐丽军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把投资款说成借款，证据表明，所谓徐丽军投入金汤城在100万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
1，首先，请查清楚100万元到底是谁的？
【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
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徐丽军投入的100万元是投资款，李庄让其违背事实改变证言，辩护人认为这个事实存在疑问。
首先，上海徐汇区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这个款项所有权是王德伟的。
其次，证人笔录显示所谓王德伟和徐丽军是夫妻，并没有结婚证、离婚证等婚姻登记材料印证。结婚不是光凭两人说是夫妻就可以的，这一点法律常识无需辩护人多言，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缺乏证据。
2，退一步讲，徐丽军（王德伟）投入金汤城的100万元，也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或者其他。
【徐丽军的录音证据】李庄接受孟英案之前，金汤城的法律顾问，上海欧阳法律服务所的两位法律工作者和徐丽军的录音证据显示，徐丽军承认这个不是投资款，只是和孟玲之间个人的有口头约定，是借款或其他，朱立岩不同意她在金汤城投资，嫌100万元太少。盖财务章的收据可能是财务陈芳英私自给的。即便个人之间的隐名投资，需要其他股东同意，才能转化为股权，在其他股东同意之前，这个款项只能是借款或其他，并未转化为投资款。法律性质的认定并不以口供确定，而是要根据法律概念、实然形态来确定。本案只能认定为债权性质款项，而不可以判断为投资。徐丽军2008年7月30日在上海徐汇区法院所作证言，并非虚假。
【王德伟取回款项17万】李庄在接受孟英案之钱，王德伟从所谓的投资款100万元已经取回17万元，根据法律常识，投资款是要共担风险的，不能抽回。能抽回的只能是借款。因此，李庄更有理由断定该款是借款。
【孟英供述】孟英在开庭认定该100万元是私人借款。孟英在公安笔录中也认为，徐丽军和其约定对外该款称为私人借款。
【金汤城否认其为投资】从辩方提供的徐汇法院民事卷宗看，金汤城大部分股东不同意该款为投资款。
【金汤城律师认为是借款】金汤城在民事诉讼中的任律师认为该100万元可以以借款处理，因为不是投资款，大部分股东不同意徐丽军投资。
【控方提供的周恩奇证言】其中就提到徐丽军的钱，朱立岩认为是借款。
【法院判决驳回其股东请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定，王德伟（所谓徐丽军的丈夫）投入到金汤城的100万元资金不是股本金。判决驳回王德伟要求确认股东名份及出资份额所占注册资本比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请求，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居然还认为这是投资，却无法回答辩护人的问题，投资的回报率多少？风险是什么？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辩护人多次问公诉人，你在银行存入了多少钱，这有投资风险吗？公诉人至今不回答。
【借款协议是强力证据】在徐丽军出庭作证前15天，徐丽军和孟英的家属签订还款协议，这个还款协议充分表明了徐丽军和孟玲之间的款项性质。起诉书指控徐丽军违背事实，依据何在？即使此协议是李庄支持下达成，李庄也没有强迫各方的能力。徐丽军也没有去撤销这个协议，反而依据这个协议向孟家要钱，说明她是尊重这个还款协议的。
【100万的真实性质】按照现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100万元，在获得50%股东同意之前，既可以理解徐丽军和孟英之间的信托关系，之前也有法律人士理解是待转化的借款法律关系。在出庭作证时，金汤城的股东仍未同意，也永不可能同意其为股东。因此，这100万元的款项，只能是孟英和徐丽军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投资款。后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更是确定了款项的性质为借款。
三，李庄没有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
【李庄的主观判断】李庄在想徐汇法院提供证人出庭时，手头有这些证据材料，律师只能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掌握事实，因此，李庄作为法律人士认为该款是借款，符合其认知的事实。
【指控证据不足】光凭徐丽军、苏文龙等的证言是无法证实李庄明知是投资款，而让徐丽军改变证言。
首先，李庄自己不承认有引诱、教唆行为，其一直说要求徐丽军事实就是，而且，庭前对100万元的性质进行分析，也完全是依法进行的。
其次，徐丽军吸毒多年，多次进过戒毒所，每次公安询问完毕都要问她，头脑是否清醒，正如问一个醉汉是否喝醉，他肯定说自己没喝醉。这样的问话，岂不是笑话。请侦查人员去精神病院问精神病人，他们肯定也认为自己精神很正常。今天徐丽军不出庭，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精神是否正常，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应该出庭接受双方质询。正如辩护人在质证阶段回复公诉人，公诉人认为如果徐丽军的精神状态差，为什么李庄还让她作证。李庄是让徐丽军出庭，让大家质证检验其精神状态，李庄做到的，今天的公诉人敢吗？
第三，苏文龙的证言不可信，苏文龙是徐丽军的儿子。几年前的一个饭局，坐哪里的细节居然还记得，不符合常理。而且，苏文龙只在关于李庄的片言只语中，说“我只听到几句，现在能记清楚的就是李庄让我母亲放心，黄说把她投资的钱说成是借给孟英的”。其他都记不清楚了，这样选择性记忆证人，可信度极差。
第四，徐丽军的母亲杨盛梅的证言只是传闻证据，而且，取证地点在其卧室，这样的取证，让辩护人大开眼界。一个70几岁的老太太，动辄说作伪证，法言法语，令人咂舌。
第五，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之后所取证据，完全违反刑诉法规定，这些证据，法院绝对不能采信。
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首先，本案案卷中没有起诉意见书。起诉意见书不提供，检察院是否应该法律监督？
其次，既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了，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调查，取证？反过来是否正好证明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三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到了侦查终结后，就没有了，凭什么在起诉阶段，甚至法院审理阶段，还在侦查，这种证据，如果法院能采信，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在开庭后，还可以继续取证？
第六，最重要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0号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执行”。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在庭审之前，辩护人即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要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现在证人不出庭，上述证据，不应该被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七，公安机关存在明显的诱供行为
如2011年3月24日桂学武、李军对孟玲的询问笔录，第2页，没有由来地，直接问：你是否听到李庄教唆徐丽军把投资款说成是借款？正常的话应当问，你听到李庄和徐丽军说什么？
同页：侦查人员问，李庄有没有教唆徐丽军把投资款说成借款，他是怎样教的？这种诱供，非常露骨。
本案如果依法排除了不出庭的主要证人徐丽军、苏文龙之后，并无其他有力证据。据证人王辽的说法：李庄和徐丽军说话，徐丽军提到她投资金汤城的钱的事，李庄就用法律方面的规定告诉徐丽军，什么算借钱，什么算投资款，具体内容我说不出来。然后，李庄就对徐丽军说了些话，意思是要徐丽军把这个钱说成借款。
从这段证言看，李庄实际上是在分析徐丽军投入款项的法律性质，这和徐汇法院的判决是一致的，也和金汤城的律师意见一致，也和徐丽军录音说的一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样的法律分析，是完全合法的。以上的证据，充分表明了对于徐丽军（王德伟）投入到金汤城的款项性质，绝对不是简单的投资款，从各项证据来看，是一种待转化的债权，在没有其他股东确认之前，只是一个借款或者类似借款的债权而已。徐丽军在法庭上所作证言符合事实，不管李庄如何说，都不构成妨害作证罪。
审判长、审判员：
各位坐在法庭上，头戴国徽，身穿法袍，手握法槌，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无一不需要法律上的授权，如果没有程序法上的授权，今天的庭审将寸步难行。同为法律人，辩护人和法官、公诉人都应该如同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一样，尊重法定程序，依照程序法来，仔细判断有没有管辖权，侦查取证时间、地点是否符合刑诉法，是否超期，综合的证据是否内心确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有这样，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得出的结论，才会赢得大家的尊重，这也是法治的精髓所在。反其道而行之，得到的判决，只会带来羞辱。
今天的开庭如此引人瞩目，不是因为被告人是李庄，李庄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只是性格比较倔强而已。本案引人瞩目，只是因为李庄是一个在执业中的律师，这个职业本来是该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律师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对立面，而恰恰是为了保证公民在国家机器面前有人依法保护他，毕竟公检法未必全是对的，否则，也不需要立国家赔偿法了。这种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无辜被入罪。这和殴打，拘禁一个正在看病的医生一样，是一种双重伤害。因为，同时受伤的，是任何公民的律师辩护权。而今天的李庄案，是双重的双重伤害，所以，才更让人同情，也更让人担心中国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真正的帮助。
一个律师在给死刑犯辩护时，第一次被306条，已经引起国人瞩目，今天，他又一次被同一个罪名，在同一个地方受审，审理的内容却是在上海做的事，单单程序上的不公，已经可以说是，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罄歌乐之竹，难书其罪。之后，恐怕，不管实体如何判，如何文字构陷，罪轻罪重，已难堵天下，悠悠之口。
最后，鹦鹉学舌，学下公诉人的警示教育。对于李庄，最大的教训就是，在中国如此险恶的刑事辩护环境下，居然还敢提交数十份无罪证据，居然还敢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居然还敢对权力机关叫板，你赢得了死刑犯朱立岩及其母亲的尊敬，然后，夜路走多终于见到鬼，自己身陷囹圄，亲人都见不到。这才是最需要接受教训的事情。沉痛的是，李庄最也不可能吸取教训，重做律师，只能让其他刑事辩护律师吸取自己的教训，当事人的罪与非罪是第二位的，律师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李庄般傻，一再入罪，值得吗？
从公诉人口中讲到李庄案的特殊，和本案管辖上，程序上的诸多违法之处，辩护人和李庄早就预测到本案的结果，将会是有罪，也不指望有奇迹发生。对于这种既定结果的判决面前，似乎辩护人是无力的，然后，在历史审判面前，谁都无法逃脱。违背法律的人，必将被法律所严惩。天理昭昭，李庄必有昭雪的一天。这句话，送给李庄，也送给所有的法律人。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谢谢！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斯伟江
2011年4月20日
复旦大学投毒案中的林某犯了何罪
1、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2、
【一审审理】
2013年11月27日上午9时30分，“复旦投毒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C10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检方指控，被告人林森浩因琐事与被害人黄洋不和，竟采用投毒方法故意杀害黄洋并致其死亡，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提请法院对林森浩依法予以严惩。
被告人林森浩辩称，其只是出于“愚人节”作弄黄洋的动机而实施投毒，没有杀害黄洋的故意。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不持异议，但提出林森浩系间接故意杀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有认罪表现，建议对其依法从轻处罚。
2013年11月27日下午6时15分，该案庭审结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择日对该案作出宣判。
2014年2月18日上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终审宣判】
2014年2月25日，林森浩的二审代理律师唐志坚正式受林森浩委托向法院提起上诉。
2015年1月8日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林森浩投毒案二审维持原判；二审法院没有认可辩方提出的辩护意见，认为林森浩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虽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但不能从轻处罚；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5]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林森浩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
【死刑复核】
2015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二审死刑判决复核听取林森浩辩护人意见。据林森浩辩护人斯伟江律师介绍，整个过程持续两个多小时，辩护人阐述4点意见，认为判处林森浩死刑的量刑过重，法官表示会依法审理。
2015年6月5日傍晚，“林森浩投毒案”代理律师斯伟江所在的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称，应林森浩父亲林尊耀的要求，该所已与林尊耀解除委托协议。林森浩死刑复核仍在进行中，林父临时更换律师的行动引起各方猜测。林森浩案中，林父在一审结束后已经更换过一次律师，如今是他第二次提出更换律师。
与斯伟江解除合同后，林父或将委托北京律师、中国律师司法网总裁谢通祥接手林森浩案。谢通祥在个人微博简介中自称“专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律师业务、死刑辩护律师”。同时，他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律师网首席律师。
2015年7月28日，经林父的律师谢通祥申请和沟通，最高法院刑庭主办法官经过请示领导研究和慎重考虑同意了被告人林森浩的父亲与主办法官的会见请求。在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内，林森浩案件的主办法官和林父交流了部分案情，并告诉林父最高法院已经多次派人到上海方面了解情况了。林父称，整个会见持续了几小时，法官与书记员还详细地作了笔录。
2015年7月31日下午，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和谢通祥律师第二次来到最高法刑事审判庭第三庭，这一次林尊耀向最高提交了一份由谢通祥与多位专家撰写的《请求最高法院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意见书(一)》以及11份和案件有关的申请。
2015年12月9日，“复旦投毒案”出现新进展，林森浩的死刑复核已出结果，最高法已下发核准林森浩死刑的裁定书。
【执行死刑】】
2015年12月1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
案"的罪犯林森浩，被依法执行死刑。行刑之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林森浩与其父亲林尊耀等亲属进行了会见。11日下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罪犯林森浩执行死刑。
什么事死磕派律师，求详解
死磕，北京话，就是没完，和某人或某事作对到底的意思。最代表性的一句就是“跟你丫死磕”，用于表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跟你耗上了的态度。
死磕派律师就是对“以叫板，较劲，不通融，不认输，不达目不罢休”的“一派系”的律师们的称谓。
死磕派一词的首创者是杨学林律师，“黎庆洪案”后，死磕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杨学林的微博和博客上。2013年2月，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等在“黎庆洪案”中死磕过的律师在江西办理“桂松案”时，斯伟江又发了一条微博，戏称：“你们死磕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不久后，杨学林发了一条微博，根据辩护风格，将中国刑辩律师分成三种：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后两者分别指走过场、做足样子的辩护律师和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的律师。
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一文，肯定了死磕派律师的作用，提出“政府应主动团结这些律师群体，让他们成为决策的参谋之一”，但同时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同年8月28日《南风窗》18期刊登的《死磕派律师》一文中，认为死磕派律师的涌现，在律师江湖中掀起了不小波澜，也在更大的话题域中产生死磕派律师“到底是磕出法治中国，还是磕坏中国法治”的争论。
关注李庄漏罪案的人解答。
前半句：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
意思是用嘉陵江的江水都无法冲刷干净他的罪恶。
后半句是个成语的由来，罄竹难书。
意思也就是用完歌乐的竹子，也难以写完他的罪状。
均表示罪恶很多。
斯伟江辩护词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斯伟江律师公众号、斯伟江辩护词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