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有些话真的经不起细想郑州京师律师所工资多高，比如郑州京师律师所工资多高：在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会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这件事彻底失败了，还会说，无力回天。
普通老百姓也会经常无可奈何的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 ...
天呀，怎么会这样呢？
中国人历来是把天看做是至高无上、主宰人类命运的位置，事实上，也真的是气候和环境改变人类历史。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非常渺小。
2.
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勤勉的皇帝，被评为大明王朝的“劳动模范”，大明王朝的覆灭，一方面是统治者施政有误，更重要的是贯穿崇祯施政始终的，是气候的恶劣和环境的恶化，使崇祯皇帝即便是再努力，也依然“无力回天”。
包括对现世影响最大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这样说：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郭沫若先生没有说到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鼠疫，但在郑州京师律师所工资多高他在文章里接下来引用了崇祯二年四月马懋才写的《备陈大饥疏》里描述的陕西灾情，已经有了疫情的出现：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
一年无雨，颗粒无收，人们开始吃草、吃树皮、吃石头，最后是人吃人。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马懋才所说的“食人之人... ...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事实上应该已经是瘟疫流行了，而且是鼠疫。
3.
1958年，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张孝秩等人编写的《传染病手册》，对鼠疫有过详细的描述：
鼠疫本来是啮齿类动物如田鼠、家鼠、鼷鼠、旱獭、黄鼠、兔及其他鼠类的特殊传染病，但可以借鼠蚤为媒介，传染给人，犬蚤和猫蚤也可能成为媒介，人蚤则带来人与人间的传播。
鼠疫传染极快，潜伏期很短，腺型为2—8日，肺型为数小时—3日。两种鼠疫中，以腺型最为常见。腺鼠疫常发生于流行初期，急起寒战、高热、头痛、全身疼痛，偶有呕吐、瘀斑、出血。发病间有淋巴组织肿大症状，其部位多在鼠蹊、颈部和腋下。于3—5日内因心力衰竭或继发败血症或肺炎而死，病死率约为30—70%。
肺型鼠疫可原发或继发于腺型，该病发展迅速，急起高热，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血痰。抢救不及时，大多于3日内因心力衰竭、休克而死亡。病死率高达90%以上。
此外，还有败血型鼠疫，病死率几达100%。
1900年，东北爆发鼠疫，1911年1月，年仅31岁的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扑灭了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被誉为国内外的防疫权威。
武连德根据历史资料，分析认为明代万历、崇祯年间西北地区确实发生过鼠疫。
这个时期的鼠疫是怎么爆发的呢？
根源还是在于气候的异常。
4.
曹树基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一文里对明清之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有这样的阐释：
嘉靖十二、十三年(1533—1534年)，大同边卫发生变乱，残余的党羽逃往塞外，投靠蒙古俺答。这批汉人叛民不仅从事军事方面的活动，而且在蒙古地面从事建筑和农耕，并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蒙古地面专事农业生产，导致山陕长城边外地区的农业人口迅速增加。
牧场变成农田对原有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土地的垦殖破坏了长爪沙鼠原有的生活环境，人鼠之间的大量接触在使人类鼠疫不断发生。
崇祯元年，在西北尤其是陕西，干旱与饥荒到处肆虐，人间已经成了马懋才《备陈大饥疏》里描述的情景，饥饿的人们不但把老鼠洞里的粮食挖出来吃，而且连死老鼠也吃，在人与老鼠密切接触的过程中，跳蚤把疾病传染给了人。
5.
崇祯皇帝很不幸的遭遇了非常反常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哈佛中国史》把他这一段儿历史叫做“崇祯之渊”。
崇祯刚一上任，干旱和饥荒和寒冷接踵而至，这次寒潮一直持续到17世纪40年代。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录各地方志记载：
崇祯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夜，江西南昌无风自寒，第二天，鱼浮蔽江，尽冻僵者；十月十八日，九江、湖口江鱼、池鱼皆冻死；十一月，湖北仙桃下凌，湖河鱼冻死，捡鱼者冻死，凌重，树木倒仆... ...。
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明朝人。在17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至少要经历一个月严寒。
女真人也许是受到明朝财富的吸引而南下的，但推动他们南进的因素也包括寒潮。
持续的自然灾害直接带来的是粮食歉收，商品交易停止，粮食价格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直接导致了社会治安的不稳定：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救灾，成了崇祯皇帝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6.
救灾，就需要钱，打仗，也需要钱。
可钱这东西最不是东西，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包括皇帝本人。直到崇祯上吊后，李自成打开他的银库时，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为了筹集救灾资金，在崇祯年代，还有过一次关于去哪里融资的大讨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也写到了这件事：
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士升上言：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
武生李琎，在后来的《明亡述略》里写作李琏，他以“为富不仁”为立足点，提出“搜括江南富户，上报姓名向官府交纳，推行向官府交待犯罪实情没收财产的方法”。通俗的说，就是官方打土豪，开仓放粮，稳定社会。
礼部尚书钱士升反对这种办法，他上疏说：
乡邑中有富裕人家，本来是贫民衣食的来源。地方有水灾旱灾，主管官吏命令他们出钱粮，均匀谷物救济饥民，一遇敌寇侵犯的警报，命令他们帮助城堡守御，富裕人家不曾无益于国家。如今把兵荒归罪于富豪人家剥削，讨论搜括他们的钱财而没收，这是秦始皇不施行于巴清、汉武帝不推行卜式的原因。
国家到处需要用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开源节流。
开源，加大税赋的征缴力度，于是人们把崇祯叫“重征”。
节流，崇祯二年，关闭了数个驿站，邮递员李自成下岗。
于是，崇祯的麻烦大了。
7.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地里不长粮食，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朝廷还依然征收税赋。
李自成下岗回村，被推为里长，村干部。
当时的陕西，已经是他的同乡马懋才描述的那么悲惨，可村干部李自成还要承担收税的任务，收不上来就要挨打或戴枷。
反了吧，于是就造反了。
此时，正是湖北、江西奇寒，河池鱼皆冻死的时候。
有故事说，在崇祯元年的元旦，兄弟们就推李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李自成说：“当问天。”于是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
寒冷中一场没过箭杆儿的大雪，给了22岁的李自成以信心。
而李自成最响亮的口号则是“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人心向背，于是，各地“流寇”蜂拥而起。
本来，李琏建议的朝廷主动打而没打的土豪，被起义军打了一干二净。
8.
终于，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
北京城已经没有了像样的守军，瘟疫爆发前，明朝驻京师军队10万人，瘟疫过后，只剩下5万多。面对杀来的闯军，守城官兵连一万也凑不齐。守城兵士“鸠形鹄面” ，“鞭一人起，另一人卧”，不是不爱国，实在是病的没有了力气。
《明史·五行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第二年骆养性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若大的北京城已是一座不设防城市。
朱由检把宫中3000太监都派去守城，就这样， 平均5个城垛才均一人。
也是大明朝气数已尽，崇祯从登基到上吊，赶上小冰河期，没有一年风调雨顺。
9.
李自成看雪问天，找到了信心，
崇祯也派人去测字，却看到了衰落。
相传，崇祯派一个太监去民间找人测字，宦官就说了一个“友”字。
测字先生就问：你要测问什么事呢?
宦官回答：国事。”
测字先生说：此字不佳，反贼早已出头了。
宦官听了吃了一惊，忙改口说：我要测的并不是这个“友”字,而是“有无”的“有”。
测字先生说：此字更为不祥，“有”字是“大”字掉了一半,“明”字去了一边，大明已去一半，此乃亡国之兆也。
宦官又改口说：非也，非也，我要测的是申猴酉鸡的“酉”。
测字先生不慌不忙地说：此字更是不佳，天子为至尊，至尊已经被斩头截脚。”
宦官咋舌而还，估计也没敢告诉皇帝。
可怜的崇祯皇帝，贵为天子，至死，也没明白，是老天逼死了他。
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是人间正道。
本文参考资料：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蔡磊 郑泉宝《大明日落》
《哈佛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