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河南弘治律师杨波田？
说起明代的皇帝，那真是个个不凡，而其中又数明武宗朱厚照独树一帜，在中国的皇帝史上赫赫有名，比肩罗马帝国的“嗜血尼禄”，碾压“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
明武宗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是明孝宗唯一的嫡长子，受尽千般宠爱，也养成了更加自河南弘治律师杨波田我随性的风格。
就连生辰八字也极其特别，他的生日为弘治四年九月廿四日申时，用干支表示是这样的河南弘治律师杨波田：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如果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与地支中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貴，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与此有相似之处，仿佛天生就是主角的命格。
但明武宗的属性点却没有点在皇帝技能上，而是点在了娱乐上。建豹宫荒淫嬉闹，自封威武大将军向朝廷称臣，视国事朝政为儿戏。
但是朱厚照又在大事上毫不糊涂，亲自率军与蒙古王子作战，大胜而归，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同时，这位正德帝喜好宗教灵异、怪力乱神。终日与来自西域、回回、蒙古、乌斯藏(西藏)、朝鲜半岛的异域法师、番僧相伴。精通佛教经典和梵语，史载“佛经、梵语无不通晓”。
但是这位传奇皇帝最为喜爱的宗教应该是伊斯兰教，明代晚期著作《正教真诠》卷首记载了皇帝对各教的评价：“武宗皇帝评论诸教，谓侍臣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
正德帝还曾写了许多赞美伊斯兰的诗，后来被编辑成了《御制尊真主事诗》。其中最为有名的一首是“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因此这位中华大地上的最高君主还曾被怀疑是伊斯兰信徒，至今史学界仍对此争论不休。
甚至在一本波斯人写的史书《中国纪行》中都实锤过正德帝的信仰“可汗的某些行动表明，他已是秘密的穆斯林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国权，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是按照偶像教徒的风俗和法律来统治的。”
此外，在正德年间的各类器物，仿佛也在默默诉说着当朝皇帝的信仰。
此件明代白釉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盘内外及圈足内均施白釉。内外均以矾红彩书写阿拉伯文，外底以矾红彩书写阿拉伯文、波斯文。
盘内底四周四个阿拉伯文释义为“清高尊大的真主说”。内底中心的阿拉伯文摘自《古兰经》，释义为“你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
盘外壁的阿拉伯文释义为“清高尊大的真主说，谁做了尘埃大的好事，（或者）谁做了尘埃大的坏事，他（真主）都会看到，这就是行好的人的报答”。外底三行文字中，中间一行为阿拉伯文，上下两行为波斯文，联起来释义为“迪麦尼可汗即阿曼苏来曼沙”。
这个盘上的苏莱曼国王，很有可能就是大明皇帝朱厚照的留款。毕竟这位正德帝也有着阿拉伯文的名字叫作妙吉敖兰（mejid-Allah），意思为安拉的荣耀。自称为苏莱曼国王，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明代阿拉伯文铜香炉，也有着明武宗崇信伊斯兰教的证据。铜呈金黄色，底有四半圆足。象鼻形耳，腹上下各一道弦纹，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炉底有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一方为“臣马大臣”。
大印12字题款传达的历史信息为：此铜香炉乃明武宗于正德五年专门赏赐给礼拜寺伊玛目的；小印4 题款表明负责监制铜香炉的官员姓名：马大臣。
明武宗不仅钦赐一批回回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而且各地重要的礼拜寺也蒙朝廷赐予寺额。《回回馆来文》中一位哈密使臣写亦虎仙呈递给皇帝的国书中有载：“有各处城里盖的礼拜寺，蒙朝廷都與了寺额。”
这里面提到的四座大寺应该就是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普寿寺、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
像是“礼拜”、“清真”、“普寿”、“法明”这些带有浓郁中华文化色彩的名字，都是因为这些寺是皇帝的敕建寺额。直至今天，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还相当有名，
幻方又称为魔方、方阵，它最早起源于中国，宋代数学家杨辉称之为纵横图。幻方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徒的护身符。
这枚玉幻方出土于1969年上海市浦东陆家嘴明代陆深墓葬群，玉质洁白，现藏上海博物馆。正面双线阴刻圆圈形图案，內单线阴刻阿拉伯文字，內容系《古兰经》中称为清真言的一段文字：万物非主，唯有真宰，穆罕默德，为其使者。
背面有方框四行十六格，每格内填有一个阿拉伯数码字，数字形体是十三世纪的阿拉伯文。它为四四纵横图，这里使用的数目，从1到16，一共十六个数目。它们分作四行排列，纵栏、横行和对角线，各四个数目，相加之和均为34。
这枚幻方的主人是明代的三朝元老——陆深，陆深历经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三朝皇帝，在弘治十八年作为进士科二甲第一入仕，之后明武宗继位，陆深遭遇武宗身边大太监刘瑾迫害，仕途受挫。
想来在逆境中陆深受当时顶头上司的影响，并深入学习了一系列领导喜好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同时佩戴了这件幻方护身符。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在正德十二年又被武宗重用，从此官运亨通。
若以正德朝带有伊斯兰文化的瓷器为中心，之前少量的明初阿拉伯文瓷器难以为其铺陈，而之后亦于官窑中罕见其遗绪，正德伊斯兰纹饰瓷器似乎是在毫无任何酝酿的过程中，突然达到高峰，接着迅速结束。
也正是如此，这一批突兀出现的正德朝伊斯兰纹饰瓷器的价值，便在于以实用器物以及器物上的款识，力证明朝正德年间的宫廷内，存在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民，并由此得知这些穆斯林在宫中确实实践着宗教教义与活动。
如果没有帝王的同意、认可或是默许，上述宗教事实与大量的相关瓷器，以及瓷器上面大胆、直接且明白的宗教信念表述，就无法在中国朝廷内存在。
而帝王的赞助消逝之后，就影响了其发展。也就是说武宗时代的结束是伊斯兰纹饰瓷器消失的主要成因。
或许器物之意义也在于此，那便是以一种不可辩驳的姿态，去诉说封藏的往事。拨开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利益往来，让真实回归真实，让历史归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