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鹏
导读：1948年，蒋经国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奸商非法屯积行为，将矛头瞄准豪门巨富，称之为“打老虎”，试图重拳打击上海的投机商，将上腾的物价降下来，但结果，黯然收场。
在这场经济上的“打老虎”运动中，如果蒋经国知道他除河南律师怎么纳税了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及对挽救经济的信心，便一无所有了，那么即使他贵为“太子”，也不一定会来趟上海这潭浑水。
金圆券改革从设计上就注定失败，由此衍生的“打虎”行动，自然也不会成功。
1
分粮
1948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刚从国民大会的喧嚣中平静下来，但蒋介石高兴不起来。一方面，共产党的军队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军费连年增长，物资严重匮乏。图为1948年，百姓在排队等待分配粮食。
2
舞女风潮案
上海这座摩登之都，虽然在一月份经历了“舞女风潮案”，数千名舞女走上街头对抗政府的“禁舞令”，但最后政府让步，十里洋场舞厅里依然喧嚣热闹。图为上海街头的人们，他们身后的广告牌告诉你这里的生活仿佛一切如常。
3
物价上涨
而实际上，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上海的物价共上涨3728倍，每年平均上涨14倍。到1948年夏天，上海的经济形势已经严峻到一触即崩的境地。图为上海市民排队领美国援助的粮食。
4
金圆券改革
为挽救经济危机，194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规定各地物价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即“819防线”。金圆券改革方案主要由财政部长王云五提出。左图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中图为王云五，右图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
5
上海打虎
蒋经国被派往上海稳定物价、主持改革，他时年三十八岁。他在上海出演的这一场风风火火的大戏——史称“上海打虎”。只不过，电闪雷鸣中华丽登台的这位主角，转眼间，身上便满是秋风落叶。图为手持《币制改革》的蒋经国。
6
听取建议
蒋经国的办公室设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在每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他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走进他办公室的人，有商人、妇女、劳工等等。图为蒋经国在办公室倾听小商贩的投诉。
7
金融体系
赴任之前，蒋经国曾对蒋介石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图为上海中央银行内办公场景。
8
青年服务大队
到上海后，蒋经国又挑选一万多名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所以金圆券改革又称“打老虎”。图为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讲话。
9
决心
蒋经国还表示：“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图为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的年轻人。
10
反游行
蒋经国组织反对通货膨胀游行，藉此来增加民众对他的行动的支持。画面上，一位装扮的奸商，正站在棺材上发表演说。棺材前张挂着一张大幅宣传画，画两旁的口号为：“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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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
上海学生也走上街头，高举“打倒奸商”的旗帜。
12
意见箱
为方便市民投诉，上海各处设立了意见箱。许多便衣警察奉命在大街小巷各商店调查违反价格者和囤积者。图为上海市经济警察根据举报进入商家，检查是否有非法囤积的情形。
13
出巡考察
蒋经国本人还时常微服出巡，发现贪赃受贿的官员即严惩不贷，将一批批违法商人游街示众。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的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图为上海市警察局，警员商讨打击奸商投机囤积恶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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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党
凡触犯法令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图为一些靠炒汇牟取利益的小奸商，称之为“黄牛党”，正在警察所接受审问。
15
打击投机者
蒋经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刑事法庭，专门惩处触犯其收兑、限价政策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等人，都曾因违反币制改革的规定被捕入狱。图为上海著名商人、百万富翁、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套购黄金外汇、参与黑市投机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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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王春哲
蒋经国信奉这一座右铭：“河南律师怎么纳税我宁愿看到一个家庭痛哭，而不愿意看到满街的人痛哭。”1948年9月24日，王春哲在上海被警察处决。在王的豪宅里，全家嚎啕大哭。图为王春哲被行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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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在蒋经国的铁腕之下，上海各阶层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有人敷衍或藏匿严惩不贷。迫于威严，市民大多“主动”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人们半个世纪的积蓄，就这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图为1948年8月，挤在上海的银行里换金圆券的人们。
18
打击富二代
蒋经国还抓了另一个上海滩的头面人物，这个人的被抓跟他的打虎失败有直接关系，他就是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三儿子、中汇银行经理杜维屏。他被捕的罪名是“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被判8个月徒刑。图为站在法院公审台前的杜维屏和另外三位从犯。
19
引怒杜月笙
这惹恼了杜月笙。尽管他表面上说“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如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但事实上，杜月笙无法咽下这口气。他将了蒋经国一军，希望蒋一视同仁，去查扬子公司。图为杜月笙。
20
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是什么来头？原来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蒋经国的表弟、宋美龄的外甥、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蒋经国查封了表弟的公司，孔令侃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专程到沪，把两人约到孔宅面谈，蒋经国不从，表兄弟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图为1943年，孔令侃以秘书身份陪同宋美龄访美。
21
蒋介石介入
宋美龄转而求助蒋介石。蒋当时正在北平前线主持军事会议，被夫人紧急电召，连夜飞往上海处理家事。最后，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交给政府600万美元。扬子公司案成为蒋经国打虎的一大败笔。图为在北平前线的蒋介石与傅作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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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 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豪门大户上交金银外汇者是少数，蒋最终拿到手的金银，基本上来自上海普通民众。图为金圆券贬值，人们拿麻袋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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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显现
铁腕之下，上海金圆券改革成效最好，祸民也最甚。到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的底线。但这种限价成绩，却给上海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中之一是，小商贩都在做赔本买卖，很多人都赔钱。图为上海街头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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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街头抗议
当局只管收兑、限价，不管后续物资供应，造成上海日常消费品紧缺乏。很多企业为避开限价区域，想方设法将货物拉到不限价地区高价卖出，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图为人们在街头抗议，表达对食品短缺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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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失败
1948年10月，迫于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自食其言，放弃金圆券改革中的限价规定，宣布涨价。11月初，政府又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明确将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金圆券4元比1美元改为20元比1美元。“打虎”宣告失败。图为1948年上海市民在银行兑换黄金。
26
国民政府败走台湾
储安平在1948年炮轰当政者：“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金圆券改革没有挽救政府危局，蒋介石败走台湾。图为国民党军队在撤退中。
1949年11月13日起，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12道指令，命令全国的棉花纱布向城市集中，长江中游的集中到汉口，西北地区的集中至西安，华北的纱布集中津京。然后11月25日，共产党人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同时大量抛售纱布。
接下来是粮食，陈云从11月开始命令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运粮食1000万斤，从四川征集4亿斤粮食援助上海，另外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共产党政府在上海准备抛售的粮食达十几亿斤，达到了8、9、10月的总量的三倍半。
除了增大供应，在银根方面又用国家手段紧缩，公家的钱只能存国家银行，不许向私人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许关门，必须支付工人工资；另外税金不许迟交，否则要进行重罚。
内外夹击之下，以上海为首的投机商没法抵御全国集中的物资，面纱和粮食的价格开始跳水，上海投机商终于被一个国家打败了。
就在一年前，同样在上海，1948年11月，蒋家大公子蒋经国强行用命令与枪杆子压制的物价，却被看不见的手耍弄一番，那场曾经来势汹汹的经济“打老虎”运动只得以失败告终。
灰溜溜离开上海的蒋经国，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假如他知道共产党可以调动全国物资围剿上海，而他除了南京政府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及对挽救经济无穷的信心便一无所有了，那么即使他贵为“太子”，也不一定会来趟上海这潭浑水。
除了命令和决心，蒋经国还有什么？
1948年的夏天，南京国民政府刚从国民大会的喧嚣中平静下来，蒋介石也以新宪法选举的总统身份履新视事，但他高兴不起来。河南省国大代表跑到总统府前哭诉，因为在豫东战场，国军刚刚丢失了两个整编师，又丢了开封，国大代表们又哭又跪，让蒋公好不头疼。
除了河南，其他战场也形势不妙，在山东，华野部队正向济南集结，山东的首府济南已成为孤城；在东北，林彪的百万大军对北宁线虎视眈眈，辽沈会战一触即发。
除了军事态势，更加让蒋公愁苦的是经济形势，国府的财政赤字在48年上半年已经达到260万亿元，战争的胶着，让军费高达财政支出的69%。为了支付军费，政府发行了660万亿元的法币。
这一年的4月2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对国民政府的4.63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援助仍然没有发出，对国府而言显得遥不可及。
没钱的国府还缺乏物资，东北、华北、华东大量产粮区落入了共产党的控制，造成粮棉等物资缺乏；山东、江苏丧失了大部分盐场，让国府的盐务税收大打折扣；津浦线、平汉线、陇海线三条铁路线的中断造成了物资运输困难，运费高昂，本来就少的物资更难周转。
而另一边，那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争，每一分钟都在吞噬着大量的资源。国府不断消耗着日渐消瘦的外汇储备买来各种各样的物资，供应前线和应付国家的运转。
毫无疑问，国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如果不挽救正在崩溃的经济，战争也必输无疑。8月18日，国府依据《戡乱条例》对外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它主要针对货币和物资进行了规定：
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为保护金圆券的坚挺，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流通买卖。
然后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同时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严惩囤货居奇。
蒋经国这一年38岁，他拿着这一纸命令，以及经济副督导员的任命，来到上海。“太子”身份，手握尚方宝剑，下面一众有朝气的干部，除了这些，小蒋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物资，但他踌躇满志，发誓要在上海为他的父亲稳定经济，挽狂澜于既倒。
上海打虎的人际关系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拿出了一点破釜沉舟的势头，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的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
另外他召见了上海经济界的李馥荪、周化民、钱新之、戴铭礼等头面人物，胁迫其申报金银外币的存量，限时送交中央银行。周化民和戴铭礼抗命不从，蒋经国立刻拘捕周戴二人。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刘鸿生被迫交出美钞230万元、黄金8000两、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此时也不得不交出外汇114万美元。
为杀鸡儆猴，蒋经国把有孙科做后台进行金融投机的上海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囤积居奇”的罪名枪毙，并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名逮捕入狱。消息传开，整个上海经济界大为震动，那些经济大佬们只得表面听从。因而物价在短时间内稳定了下来。
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所谓“打老虎”的来历就在此。
表面上物价稳定住了，但除了行政命令和吓唬人的枪杆子，蒋公子没有任何经济手段，他没法用枪杆子调动全国的物资到上海平抑物价，而上海地区的限价令更是让周边的物资望而却步。经济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蒋经国在强行压制的过程中，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上海滩大佬的儿子被抓，在当年是轰动的大事，杜月笙不动声色一方面高调表示支持蒋经国，但另一方面却使出了手段——办我儿子可以，但请你去看看扬子公司。
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人们不禁吃了一惊，扬子公司是蒋经国表弟孔令侃的产业，在上海是谁都摸不得的大老虎屁股。难道蒋公子真是六亲不认？其实此时的蒋经国比谁都心焦，在日记中写下：“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
蒋经国到底败给了谁？
问题不在于抓了谁，而在于任何人都无法和经济规律抗衡，缺乏物资供应，因为行政命令压制住的物价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了21%、40%和83%，唯独上海因为蒋公子的存在勉强维系。
另一方面，国府希望美国能提供5亿美元贷款帮助稳定金圆券，就如当初国府在抗战前发行法币那样。但此时杜鲁门政府已经抛弃了国府，根本不可能有贷款。
而金圆券在本质上有漏洞，660万亿的法币按照1比300万的兑换率，只要发行2亿多金圆券就能兑换完了，但金圆券含金量与美元比价至少需要发行14亿。也就是说金圆券的实际价格远高于其含金量。所以，必须大量发行才能回归其标定的含金量与美元比价，通货膨胀成为必然。
10月9日，蒋介石从北平飞回上海，孔令侃的姑姑宋美龄劝说下，蒋介石让蒋经国采取怀柔一点的做法。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最后，孔令侃离开上海，转赴纽约，交给政府600万美元，杜家旗下的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1/4的价格抛售了一批棉花。
从表面看这些“大老虎”都向蒋经国低头，但物价最终还是狂飙突进，限价令在11月1日轰然倒塌。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与蒋经国打虎是否坚决无关，他输给的是看不见的手。就如《蒋经国传》里说的那样：“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拥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
参考资料：《蒋经国传》、《民国财政史》、《民国社会经济史》、《蒋经国上海“打虎”与杜月笙对垒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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