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2日《联合版》社论《正视学潮》
作者 宋致新
1947年春，由于国统区民生凋敝，物价飞涨，连大学教授都穷到没有饭吃，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在此情况下，由北大学生率先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学潮很快蔓延到全国。5月20日，北平、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大学生纷纷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掀起了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
5月初，河南大学教授开始罢教。《联合版》就此发表社论《从大学教授停教谈起》，文中说河南开封校园霸凌名律师：“教授尚且不敷生活，每月一万元公费度日的学生怎能活命。大学教授弄到这般地步，我们的教育算什么教育？我们的国家算什么国家？”5月22日，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以罢课支持教授罢教，并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千余学生走上街头，把欢送活动变成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联合版以头条报道此消息，并配发社论《正视学潮》，指出“国家残破到大学生、大学教授没有饭吃的严重程度，而战乱仍不能息，清明仍不能有，这个问题又如何严重可怕河南开封校园霸凌名律师！这种混乱闷郁的局面，实在不能任其拖延下去了”
5月28日，开封警务处突然出动大批武装宪警及便衣包围了河大校园，按照预定名单逮捕学生46人。《联合版》于5月30日发表社论《河大不幸事件应从宽处理》，社论说河南开封校园霸凌名律师：“学潮的发生，不拘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直接产生于社会不安。……盖年青人为国家之瑰宝，青年对政府的措施，纵有不满，但政府对于青年，只能视为子弟，决不能存丝毫敌意。”
1947年5月30日《联合版》社论《河大不幸事件应宽大处理》
《联合版》不仅发表了同情河大学潮的社论，还派记者李崧灵到河大采访学潮，写了详细的新闻报道；我父亲和《力行日报》社的李辛霖，也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大公报》上披露了警察在河大用美式手铐逮捕学生的事实。这样就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对《联合版》采取行动。
全国学联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这一天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开封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于6月1日全城戒严，出动大批军警，实行大逮捕，这一次，据报载，共抓走44人，其中有大学教师罗绳武，河南大学数十名学生，还有7名新闻记者，包括《联合版》副总编辑孙良田、副经理梁建堂采访主任李崧灵和我的父亲赵悔深等，以及《民权新闻》记者刘世明、《工商日报》记者李军泗，《力行日报》总编辑王曼洛。
从5月28日到6月1日，开封警务处前后两次逮捕90多名学生、教师和新闻记者（或者更多），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震动。
其实，在大逮捕的头一天，《联合版》社长郭海长已从河南开封校园霸凌名律师他父亲那里得知此消息。当时报社进行了商量，认为要逃走既不可能，且会授人以柄，给报社带来更大麻烦；坐以待毙也不是办法，最好是反守为攻，在报上揭露河南省府秘书主任、合作事业管理处处处长田梦嘉贪污的事实，这样，就是被抓，也可说成河南开封校园霸凌名律师他们“挟嫌报复”。报社公推我父亲写这篇文章，当晚，我父亲用毛巾扎住头，把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熬了一个通宵，写成《整肃贪污》一文。文章写好后，刚刚睡下，天还没亮，特务们就到了报社，荷枪实弹，把他和孙良田、李崧灵、梁建堂等4人抓走。
父亲晚年在《我与前锋报》一文中回忆道：
……大家推我写这篇社论，我坐了一夜，社论写成了，非常疲倦，刚刚睡下，特务们就来了。那时天还没有亮，他们就挨个把我们抓走了。现场戒备很森严，荷枪实弹。我暗想，可能就这样拉到西门外活埋吧，后来看看不是那样，都集中到开封南关外省训团，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一百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睡在几排大炕上。门口站着岗，吃饭有人送进来，不准我们出进。
当时已经知道，要暗杀、活埋，他们会秘密抓的，既然公开抓，押到公开的地方，那就不会秘密活埋了。……有一天，省政府警务处长杨蔚到那儿察看，把被抓的人集中起来训话，当然要大骂共产党。他表示将来如果被共产党抓住，肉割成一条一条的，他还是要反共的。接着大骂河大的学生运动，其中集中骂《大公报》，说《大公报》这么一个全国性报纸，竟然公开造谣，说他们到河大去捕人用的是美造手铐，为什么说他用美国手铐？这是让他丢脸。杨蔚还说：对于《大公报》上登这些东西，他们要查，查出来了，决不善罢甘休。杨蔚怒吼着说：“你们不是天天都想到解放区吗？将来查明后，把你们都送到解放区！”他的所谓解放区，就是枪毙，活埋，他们把枪毙、活埋人叫做解放，投到黄河里，也叫解放。这次毕竟是镇压性质，过了十天，就把绝大部分被关押者释放了。
（李蕤《我与<前锋报>》，载1983年《河南文史资料》第11辑）
我父亲和孙良田、李崧灵、梁建堂被捕后，《联合版》社长郭海长和其他各社社长积极奔走营救。6月11日，各社社长赴南关演武厅，对在押七名记者进行联名保释，在社会各届的压力下，省警务处不得不将被捕7名记者释放。当日的《联合版》报道，这一天，各报社派了三辆汽车被捕记者接走，先安排到国际照相馆摄影留念，并在新春饭店大摆宴席，庆祝7名记者获得自由，宴会一直到下午3点多才散。他们被誉为“沙城七君子”。
我母亲晚年回忆此事时，将父亲1940年10月在《阵中日报》被捕和这次在《联合版》被捕做了对比，她说，1940年父亲被捕时，在洛阳劳动营关押了3个多月，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说话；而这一次，社会舆论都站在他们一边，不少人纷纷到关押地南关演武厅探望慰问，对被捕者家属更是关怀备至，“……许多人闻讯后，纷纷到我家中慰问，有的送来米和钱，有的人帮助分析形势，打听消息。在那些日子，我家中是从来没有的热闹，简直宾客不断，应接不暇，我也从没有感受到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关怀。与悔深第一次被捕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我认识到黑暗势力正在萎缩，人民大众正在觉醒，光明已经在望，心里便宽展不少。”（宋映雪《患难夫妻六十年》，收入《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1947年6月10日，因支持河大学生运动而被开封警察逮捕的七位记者出狱后合影。前排左起：梁建堂、赵悔深（李蕤）、孙良田、李崧灵；后排左起：刘世明、王曼洛、李军泗，这七名记者，被誉为“沙城七君子”。
1947年6月10日《联合版》新闻：被捕记者今可保释
1940年10月父亲第一次被捕时，父亲的朋友、远在重庆的“国新社”社员高天，曾写了《寄给我们的破冰手》一诗，寄给周启祥托他转达给我父亲，表示慰问。周启祥无法转达，也无处发表，就把此诗带在身边，一直到1943年，才把此诗发表在1943年《扫荡简报·诗场》第2期（该文已轶，存目）；1947年6月父亲第二次被捕时，又有一位化名“纪北”的作者，在某报刊上发表了《无罪的罪人赵悔深》，在这篇文章中历数了父亲对河南进步文化所做的贡献，他说，这群记者“要说有罪，罪在忠于河南的人民。”
无罪的罪人赵悔深
纪北
1947年6月（发表刊物、时间待查）
典型的北方农民性格，朴实，纯厚，诚实不欺。永远拖着沉重的步伐，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没有炫目的锋芒，但却像一股黄土底层的缓流，十几年来浸润着冻结的中原的土地。
他是河南汜水人，一位泥土气息十分浓厚的作家，抗战以前写出不少有力的杂文和文艺理论，以“李蕤”为笔名发表在《文学》《中流》《水星》等文艺杂志和河南的报刊杂志上。假如他像许多作家一样愿意闻名于世的话，他会有不少专著印行了。然而，他不，他只是默默地工作，默默地为“解冻中原文化”而工作。
抗战初期，他是《大刚报》（当时还在河南出版）派出的第一个战地记者，奔驰于平汉津浦两条主要战线，在黄河北岸，在徐州曾几次出生入死，写出了许多精辟深刻的战地通讯。二十九年，他担任第一战区《阵中日报》（洛阳）编辑主任期间，被该报负责人（军统特务分子）诬陷入狱，囚监经年，吃尽了苦——这就是他几年为军中文化工作的报酬。
经全体豫籍参议员和河南大学许多教授的保证，他恢复了自由。此后几年，就一直留在豫西的山国里，担任南阳《前锋报》主笔。《前锋报》是抗战中始终坚持出版的民间报纸，抗战后期，全河南只有这一张报。抗战胜利后几经挫折，才移一部分到开封，与另一家民间报纸《中国时报》出联合版。这期间，他就担任《中国时报》和《前锋报》联合版的总主笔，联合版的评论是十分公平的，每当反动派恶流高涨时，该报以沉默代替抗议。因此得到河南大部分读者的拥护，也受到反动派的敌视。
反动派五月底为打击河大学生运动，终于再度把他拉进了监狱。和他同时被捕的联合版的副总编辑梁风，孙良田，《力行日报》总编辑王曼洛，《民权新闻》总编辑刘世明等六人，都是河南优秀的青年记者，都是无罪的“罪人”。
如果说他们有罪，罪在忠于河南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