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聂树斌案河南律师遇害，痞子曾写过《聂树斌案河南律师遇害：迟到的正义，远不如绝望来的美丽》，那是在今年6月份最高院关于聂树斌案再审立案时。今天，聂树斌终于被最高院再审改判无罪，这篇应属聂案姊妹篇，谈谈你我身边的亲情和正义。
一、最无私久远的是亲情，不是爱情和别的情。
亲情不是让你用微信发个“521”红包，也不是让你在朋友圈转文表达，它和你所拥有的爱情和别的情不同，它不浪漫，它厚重，它朴实无华。
每当情人节、教师节来临时，朋友圈一团糟，你刷我刷大家刷，不是521，就是在表达自己感恩。还有人竟然把“鬼节”过成了浪漫的“万圣节”，更有甚者，自己造出了名目繁多的节日。
而父母呢，一年可能就在等那个父亲节、母亲节，还有那个你可以回家看看的春节。当我写出了《教师节：我们最应该感恩的是父母》文章时，竟然还有人说自己感恩父母了啊，就在那个父亲节和母亲节。我想说的是：父亲节和母亲节，是个最下限。有人却把这个最下限当作了尽孝的最完美解释----父亲节和母亲节我尽孝了啊，我发朋友圈了啊，我打电话了啊，我买礼物了啊，父母去世时，我哭了啊。。。。。其实，你做的远远不够！
聂树斌案，更让我们看到了亲情的可贵。对于聂树斌无罪判决，他的母亲张焕枝已经苦等太久。从1995年聂树斌被判处死刑，已经过去了长长的21年。一开始申诉就很困难，没有人接受她的申诉书。在长达最高院发回重审的7年的时间里，河北方面竟然纹丝不动，更没有复查，理由是她没有判决书。但是，张焕枝说枪毙聂树斌的时候没给她判决书。
她只好回到石家庄找法院给她补发一份判决书，可法院说，十年前没规定说枪毙罪犯一定要给罪犯家属判决书，就这样一个程序性的东西拖了两年，从2005年拖到2007年。从石家庄到北京，她各级法院都跑了。
2007年，聂家的律师李树亭苦口婆心的劝动了死者康菊花的家属，要到了别人的判决书。对于追寻“真凶“的21年里聂母张焕枝遇到的磨难，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词去诠释，只能说“到处奔波，到处碰壁，也渐渐老去”。
在这21年里，我们没有看到爱情的影子，没有看到恩师的影子，我们只看到了并不伟岸的老人身影。这身影，21年没有消散。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许让你挂怀和感恩的弱水有很多，但痞子希望你能只取一瓢，这一瓢就是亲情。
二、真凶落网，不一定云开月明。
1994年，正值中国“严打”。当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在“命案必破、命案快破”的“严打”大环境下，警方很快将聂树斌抓获，宣布命案告破。
从儿子被抓的那天开始，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就不相信年仅21岁的儿子，会做出强奸杀人那种十恶不赦罪行的人。从当年的判决书来看，聂树斌所谓的“强奸杀人”就一直呈现出“证据不足”的现实。比如，聂树斌自己供述是用穿的花衬衣将受害人勒死的，但现场尸体的照片上，被害人脖子上的花衬衣显得“干净整洁、颜色鲜亮”。事实上，被害人的尸身是在遇害的6天后发现的，当时被害人随身穿着的背心上早已经爬满了白蛆，尸体是在泥地发现的。如果真的是聂树斌用花衬衣将被害人勒死的，那件花衬衣似乎不应该那么“干净整洁”。
聂树斌的律师张景和曾问聂树斌：“为什么你第二次承认了河南律师遇害？”聂树斌说：“打哩。”
这宗冤案疑惑之处不仅仅在于证据层面，连聂树斌何时被枪决，也是一个疑点。公开的文书上记载聂树斌于4月27日执行死刑。辩护律师李树亭表示：根据执行照片来看，聂树斌当时跪在雪地上，穿着羽绒服，执行人员穿着厚重的冬装。他调阅当年的气象资料：1995年4月27日的温度为25.8度。
案子是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负责的，起初，广平的三起案子调查得很顺利，都找到了证据，在调查石家庄那起案子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广平县公安局领着王书金到石家庄交代作案地点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案子早就破了。并且，石家庄警方拒绝配合办案，他们说罪犯十年前就枪毙了。
聂树斌案“一案两凶”曝光后，当时的河北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很快就召开了河北公检法的会议，在会议上做了三条决定：第一，成立一个聂树斌专案组，一个王书金专案组，两个专案组分别对两起案件进行复查。第二，为了保障复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刘金国批了15万的办案资金给两个专案组，让他们马上开始动作。重新调查聂树斌案，承诺争取一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媒体报告。
2005年3月刘金国被调离职务，在2007年底，张越由公安部调任河北后，聂树斌案就此没了下文。从2007年底接受张焕枝申诉，一直到2014年12月的七年间，河北高院对聂案的复查纹丝未动。聂母张焕枝曾经一个月跑几十次法院，却得不到任何消息。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对聂案异地再审。此后复查四度延期，2016年6月8日，最高法决定再审聂案。
我们可以看看聂树斌案历年的新闻报道：
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刊发《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河南律师遇害？》一文。这是聂树斌案出现在公众视野的第一篇报道。
2005年3月24日,南方周末：《“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
201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来论栏目：《查清聂树斌案为什么这么难》
2011年9月16日，南方都市报社论：《再审聂树斌案，司法面临自救之役》
2012年2月9日，南方周末：《聂树斌案，拖痛两个不幸家庭》
2013年6月21日，新京报 观察家栏目：《聂树斌案，不能再拖了》
2013年7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生死疲劳》
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聂树斌案。
2014年12月13日，新京报：《最高法：聂树斌案由山东高院复查》
2015年3月18日，澎湃社论：《再论聂案》
2015年5月11日，中国新闻周刊：《罪与错 聂树斌案听证纪实》
2015年8月，财经杂志：《聂树斌家变迁——《财经》“平冤”系列报道》
2015年9月16日，山东省高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3个月。河北省政法系统个别人在配合复查时依然态度强硬，称“这个案子就别想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态度？当一个案件的正义遇到官员乌纱之时，必定会被乌纱帽像五指山一样压在山下。
2006年4月，聂案真凶王书金一审在庭审中，王书金意欲主动供述玉米地案，但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打断，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被判死刑的罪状中不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但王书金表示：“我不能让别人背黑锅，是我杀的就是我杀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爷们的做法，至少痞子这样认为，否则他完全没必要顶着被“刑讯逼供”的压力铤而走险，去帮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聂树斌。最后他以“检方未起诉石家庄西郊女工强奸杀人案”为由上诉。
王书金案二审前，张越曾亲自坐镇邯郸三天，场外“指导”王书金翻供，开庭前，看守所内还教他以新供词串词。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的一个工作组介入该案核查，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遭到拒绝后，工作组人员竟对王书金进行了刑讯逼供，其中一点便是频繁更换看守所，犯人最害怕的就是换看守所，换一个看守所，老犯人就可能揍他。
王书金曾告诉律师，2013年二审前夕自己遭受河北方面的过刑讯逼供：对方称，只要不说石家庄这案子，老婆孩子都能给办低保。对方还拿宽木头板子猛打他的脚心，他撑不住，“你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最终，王书金没有翻供，面对检察机关并未指控的罪行，被告人王书金坚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是自己所为。有人认为，“王书金把这件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王书金答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是多活等于多受罪。”
2013年9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在王书金案的二审庭审中出现了律师口中的中国刑事审判“奇观”。控方拼命辩称当事人并非真凶，提出四大疑点：王书金关于被害人尸体特征的供述、关于杀人手段的供述、作案具体时间的供述与玉米地案实际情况不符，以及王书金供述的被害人身高不符。而被告律师极力证明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真凶。
当时，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还聚焦聂案听证会。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洪道德表示，聂案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
这个节目当时给聂家、给律师、给关注聂案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说实话，媒体尤其是高级别的媒体，它的舆论指向一定程度上会干预到司法公正。
2014年底聂案移交给山东高院异地复查后经历四次延期。 2015年4月底的复查听证会上，河北原办案单位代表对聂家提出的质疑做出全面辩解，称“程序上有瑕疵”，不影响聂树斌的犯罪事实，那是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河北王”张越一方“最后的反攻”。
2016年4月16日，中央纪委宣布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6月上旬，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把再审决定书送到了聂树斌母亲的手里。
没有真凶落网，不会有以后的云开月明，只有真凶落网，不一定就会云开月明。很可能它会永远的封存在公检法的旧档案中，聂树斌一类的人也永远背上个罪犯的名号。
三、我孩子是无辜的，这才是最真情的正义！
关于聂母，她儿子已经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年对她来讲是十分痛苦，自己的孩子强奸杀人，还被枪毙了，在农村的环境下是很难生存的。出门不敢抬头，邻居没有人理睬她。
分析聂母行为，痞子觉得聂母心里一直怀着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不一定是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不一定是相信法官是公正的。也许只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相信他就是无辜的。
自己的孩子，自己了解，聂母相信自己的孩子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河南律师遇害；自己的孩子，自己心疼，这也是聂母风风雨雨21年奔波的动因所在。
四、迟到的正义，我无法鼓掌。
正义在21年后来了，聂树斌早已不在了。此刻，我们不免想起：佘祥林、呼格吉勒图、杜培武、赵作海……。这其中渗透了多少人和家庭的血泪和辛酸。他们用一段段惨痛的经历，证明了每一宗冤案，对一个生命、一个家庭，甚至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怎样伤害。在这里，痞子实在没办法用掌声来欢迎“迟来的正义”。
造成真相蒙蔽和正义迟到的，不是技术性的原因。所以说，聂树斌案只是个案胜利，难保不会还有人同样用21年、甚至更长时间去得到本来属于自己的正义。21年，如果聂树斌还活着的话应该四十多岁了，可惜他坟前的青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21年，在正义姗姗来迟的岁月里，亲情从未缺席，一直都在。树斌，安息吧！
